地质找矿是不是有“迹”可循？答案是肯定的。

　　在5月28日安徽合肥庐江举行的2016中国探矿者年会上，中国地质调查局原局长叶天竺专门就如何进行找矿预测举办了一次讲座，从找矿预测的概述、成矿地质体理论方法体系、成矿作用基础理论与找矿标志、主要矿床类型找矿预测地质模型等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其实，在此之前，由他等13名作者、耗时8年、集13种矿床类型129个典型矿床编著完成的巨著——《勘查区找矿预测理论与方法》（总论）已经出版。这本被业内人士称为勘查区找矿预测理论与方法的集大成之作，得到了陈毓川、汤中立、裴荣富、翟裕生、翟明国等多名院士专家的高度评价。

　　他们认为，这将是勘查区找矿的一本实用性“工具书”，丰富了我国找矿预测理论，提高了预测成功率，使矿产预测更具科学性。（详情关注中国矿业报2015年12月22日刊发的《勘查区找矿预测有了工具书》一文）

　　找矿预测依据什么“迹”而循？找矿预测确定性标志又是什么？找矿预测体系产生的背景是什么样的？在2016中国探矿者年会期间，笔者采访了国土资源部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技术专家组组长叶天竺研究员。

　　笔者：在上世纪，我国特色的勘查理论方法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当时成果也非常突出。您提到“矿产勘查学科逐步派生成矿预测学”，这个概念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叶天竺：众所周知，我国先后出现了三次地勘工作的高潮期，上世纪出现了两次。

　　第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出现了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高潮，因此也形成了我国地勘工作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期。

　　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后，经过十年动乱，在党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指引下，各行各业由恢复到发展，我国地勘工作出现了第二个高潮期。当时，以找矿为中心的口号统帅了整个地勘工作。随着矿产勘查工作的发展，矿产勘查学科得到了快速发展，由开始借鉴前苏联的理论方法体系，到逐步形成我国自身的理论和方法体系。

　　改革开放后，我们吸收了西方矿产勘查学的大量内容，我国自己创建的矿产勘查学科从基础理论、方法体系等方面进一步成熟，经过近50年的发展，基本形成了一套学科理论和实际工作体系。

　　然而，随着地表浅部容易发现的矿产资源越来越少，找矿的难度不断加大。尤其是本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高速增长，对地下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地勘行业出现了新的情况。一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找到的矿产资源，经过数十年的开发，大部分矿山已查明的资源濒临枯竭，需要寻找接替资源。二是上世纪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地勘工作的区块和项目，当年发现规模型矿床的仅占5%左右，大多数仅仅是发现了工业意义不大的零星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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