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信用证诈骗已经是国际贸易中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遭遇诈骗的案例时有发生，我国也不例外。虽然银行根据UCP500的规定，只要完成对单据的形式审查，就不须为欺诈承担任何责任。但是也有一些例子表明，如果银行对UCP500缺乏清醒的认识，且未对法院的错误禁令给予及时的抗辩，就会遭受难于补救的损失。

　　案情简介：在A市的中国某进出口X公司与澳大利亚某贸易公司Y签订了一个贸易合同，由Y公司向X公司出口一批国内紧俏的物资，货物拟于1999年7月15日运至A市。X公司向Z银行申请开出跟单信用证，该信用证未指定具体的议付行。后来，货运期将至，X公司怀疑Y公司有诈，要求银行拒绝同意向议付行议付。Y公司找了个担保公司，该担保公司承诺，货已经装船并发往目的港。事后，申请人通知开证行授权议付行议付。议付行是U国际银行，该银行接到授权后，即按UCP500的要求于次日向受益人Y公司放款。后来，买方X公司一直未收到来自Y公司的货物，于是以受益人欺诈为由向A地法院申请保全令，要求法院冻结Z银行开出的信用证项下款项（但事实上，此时开证行已经同意议付行议付，并且议付行已经将有关款项发放给受益人）。A地法院经审理，作出裁决：Y公司的欺诈行为成立，Y公司应按其与X公司的协议履行其义务；撤销Z银行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义务。后来，U国际银行不服判决而上诉，上诉法院仍然维持了原判决，于是该银行试图在其所在地的外国法院起诉我国Z银行。Z银行接到U银行的主张后，才意识到有可能在外国的未来诉讼中被裁决败诉，并可能导致当地分支机构的财产被强制执行。

　　该案是一个典型的信用证诈骗案。但结果是诈骗的苦果并未归属于卖方而转移到开证行身上了，其直接的原因是我国法院的“禁令”——撤销开证人对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义务。

　　从《跟单信用证国际惯例》（UCP500）的规定来看，银行（包括开证行和议付行）的义务是形式上的审核单据，而不是实质的审查是否有欺诈存在。

　　根据《跟单信用证国际统一惯例》的规定，信用证与可能作为其依据的销售合同或其它合同，是相互独立的两种交易。即使信用证中提及该合同，银行亦与该合同完全无关，且不受其约束。因此，一家银行作出付款、承兑并支付汇票或议付及（或）履行信用证项下其它义务的承诺，并不受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或与受益人之间在已有关系下产生的索偿或抗辩的制约。受益人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利用银行之间或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的契约关系。（第三条）在信用证业务中，各有关当事人处理的是单据，而不是单据所涉及的货物、服务或其它行为。（第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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