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多地频发严重的水污染事件，引起社会高度关注。面对日益恶化的水环境和日趋严峻的水质性缺水难题，中央、地方各级政府积极采取行动，出台治水措施，备受关注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或称《水十条》)、《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近期相继发布，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也已经剑锋出鞘。针对于此，笔者日前采访了浙江财经大学教授杨雪锋，请他为我们分析治水面临的问题及如何采取有利措施治理水污染。

　　缘何山易青水难绿？

　　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制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新“五化同步”发展战略，在耕地红线基础上，划定生态红线、城市边界红线和水资源管理红线，发展理念从“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进一步提升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系列的政策利好唤起人们对美丽中国的憧憬。

　　经过多年的植树造林和封山育林，多数地区森林覆盖率和绿植覆盖率均有较大提高。然而，相对于封山育林成绩来讲，我国的水污染现象形势可谓十分严峻：北方大多数河流干涸，南方多数河流污染严重。为何出现如此大的差异？

　　浙江财经大学教授杨雪锋认为，山林具有较弱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且完全可分割，因此容易落实保护者主体责任，且商品性资源属性较为明显，可以通过旅游开发、经济林木可持续开发、生态补偿等机制实现青山长青。水则不然，水无常形。流域之水涉及多个地区，水功能也具有多样性，在用水方面，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不可分割性均表现显著。污染者众多，而担责者少，公共牧地悲剧在水环境领域几乎无处不在。每一个行为主体均把水环境当作公共容器免费使用，而不愿为之承担外部成本。在实践中，产权边界不清晰和可实施性弱是水环境恶化的制度根源。缺乏产权保护的公共品必然导致供给不足。山和水作为公共品的属性差异，导致山和水在产权安排上的制度差异，产权界定的难度不同，产权明晰的动力也不同。山林可通过划分责任山、确认林权和砍伐权等方式来明确产权边界，确定产权主体；水则由于其流动性、跨区域、危害的可转移性，几乎不可能细分所有权主体。

　　如何实现从“环境赤字”到“环境红利”的逆转？杨雪锋认为，治水难体现在以下四点：一是发展理念之惑。在大多数人看来，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相互矛盾的两难选择。多数地方政府官员奉行牺牲环境保增长的扭曲发展观和“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把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伴生的环境代价称为“环境红利”，今天看来，称其为“环境赤字”也许更为准确。基于“环境红利”的认识误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产生的水体污染自然不可避免。二是生态系统之殇。对水的理解需要生态意识和系统思维。水不仅是资源，也是环境，更是生态。在工业化背景下，水循环系统存在要素缺失、主体错位、结构失衡、功能失调等问题，从而导致系统失灵。水循环系统的种种问题造成水功能失调，结果必然是水体恶臭、水质恶化、水害频繁、水源枯竭。三是治理体制之困。长期以来，涉水政府机构存在职能分割、部门分离的现象，导致功能碎片化，无法实现协同治理的要求；而且，碎片化的政府功能因权力寻租而导致部门利益化，因此造成“九龙治水，越治越污”的尴尬局面。四是治水行动之艰。喊口号容易，落实行动难，需要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努力。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这对矛盾统一体不会在和风细雨中自然化解，而要经历转型之痛、升级之苦。治水需要巨额资金投入和先进技术支持，更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和健全的组织机构。然而，这些软硬件投入和建设绝非一蹴而就，上述种种原因导致治水行动流于形式，效果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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