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前段时间，一起伪造矿难，骗取赔偿的案件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5月30日，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检察院提起公诉，艾汪全、王付祥等74名被告人在山西、陕西等6个省区故意杀害17人伪造矿难，骗取赔偿款，涉嫌故意杀人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等。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来自位于云南西北部山区的昭通市延津县石笋村。一夕之间，这个偏僻的小山村成为关注的焦点，此次诈骗事件的背后，引人深思。

　　石笋村所在的盐津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贫困，是这些嫌疑人身上最显著的标签。虽说贫困从来不是为任何犯罪开脱的理由，但从行为学的角度，当一种犯罪从偶发变成某个村庄心照不宣的“产业”，由此完成“道德盲视的社会生产”，不容忽视其对应的社会环境。

　　孙立平先生曾在阐释底层沦陷的概念时指出，匮乏的资源，狭仄的生存空间，会从根本上扭曲人们的价值观与是非观。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何在当地“杀猪匠”的职业成为众所周知的秘密，并得以维持达数年之久。因为，“是非、伦理、价值等，往往是要以尊严作为支撑的。但在匮乏的资源和局促的生活空间中，当尊严得不到维护时，沦陷甚至堕落也就开始了。因为没有了尊严，也就意味着堕落没有了代价。”

　　从此前的死于矿难，到制造矿难，当地部分村民“遭遇”的变迁，展示了一种“底层式狡黠”。这在剁手党、小偷村等现象中，都有着共同的指向，即当偏远之地的贫困人口，进入象征现代性的矿场、城市，他们将以怎样的姿态融合？当这两种代表不同“次元”的社会元素相碰撞，又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励志故事中的“白手起家”当然是一种，而盲井式矿难、剁手党，无疑是另一种。这一现象的突出，反映出一个或仍被忽视的社会问题：社会发展过程中，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人群、地区，到底如何导向良性的融合？

　　除了对盲井式犯罪宏观原因的解析，这类现象的现实肇因同样不容忽视。以杀人的方式骗赔要想取得成功，其必须经历多个环节。如招工环节的假冒身份，事发后矿方对事件调查的“疏忽”，对死者身份的二次假冒等等。然而，正如媒体报道的，矿主息事宁人、急欲私了的心理，也助推了一些人铤而走险。盲井案高发，恰好伴随着此前煤炭“黄金十年”。这个过程中，大量存在资质问题的中小煤矿遍地开花，显然为此罪恶的生长埋下了伏笔。事实上，作案矿井都是经过嫌疑人严格筛选的，“管理比较宽松，审查不严，矿上安全预警系统不完善”的矿井，就是最好的下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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