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问题是牢门太紧，标准太松，赔偿太低，导致矿难无尽。

　　广西河池市环江县红山朝阳煤矿突击提拔7名矿长助理，下井带班，因为国务院要求，井下作业必须有领导与工人同时下井、升井。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舆论纷纷抨击或者耻笑地方矿企这种做法。是的，这种做法使一个安全捆绑规定迅速地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但在执行的同时规定也变成了废纸，给予抨击，完全应当。

　　然而，“政策”总是会面临“对策”，难道不是一个从来就有的问题吗？

　　领导与工人进行安全捆绑，当然是意在通过“谁也跑不脱”的方式，使矿井改进安全措施。然而，对于执行者来说，难道一定会朝着“积极方面”努力，而不是以消极的方式去合乎要求？

　　报道质疑“矿长助理”算不算领导，据说尚无定论。这是迂腐之论。算又怎么样，不算又怎么样？算，矿企可以继续以矿长助理下井；不算，矿企可以将矿长助理改叫副矿长，你总不能说副矿长也不算领导吧。

　　很早以前，我听说一些地方有“名义矿长”。名义矿长，就是顶责预备队员，矿上的事情无须过问，只在矿井出事后代真正的矿长去承担责任。现在广西朝阳矿突击提拔的矿长助理，并不比专职顶责的“名义矿长”更夸张。

　　其实，现在我们还难以判断以矿长助理去应付规定是权宜之计，还是长期打算。加强安全措施有一个过程，矿企可能因安全一时无法满足规定，临时任用矿长助理；也可能矿企根本无意加强安全措施，把任用矿长助理应付规定作为增强安全的代用品。

　　煤矿安全本来是有一系列标准的，就像任何一个公共场所都有消防标准，达不到标准不得运营。如果我们需要的是安全达到标准，那么应当坚持不达标准矿企不能开业。如果现实中默许安全不达标也可以生产，那么强调领导下井，只能是使领导也面临死亡的危险。道理是这样的：许多矿企往往并不属于矿领导，而属于出资人，如果安全成本高于事故成本，出资人就可能不把事故当成一回事，矿领导下井就下井吧，反正“矿领导”不愁没有人当，何况还可以有“名义上的矿领导”。

　　因此，矿领导下井固然有作用，但根本办法还是不达安全标准不得生产，同时提高事故成本。安全不达标，生产无条件停止。不达标而通过验收，安监部门负主责。出了安全事故，矿企必须有巨额赔偿，而不是一条命20万(或者40万)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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